今年以来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、世界银行、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纷纷下调预期，并指出，形势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：
贸易紧张局势持续升级，不确定性达到历史高点，经济前景被不断加剧的下行风险主导。
最新数据显示，按当前的发展，2020年代前七年的全球平均增速可能成为1960年代以来任何一个十年的最慢增速。
谭主通过数据分析捕捉到，信心的波动背后，一系列关键问题正浮出水面：
当前的国际贸易冲突对谁的影响比较大？
高关税政策是否会导致全球贸易模式的转变和国际贸易格局重组？
未来如何维持全球贸易增长？
面对这些宏大而复杂的命题，数据，可以给出一些启示。
“规律与例外”美国关税的影响如何评估？
过去一段时间，有很多报道和分析都在讨论美国关税的影响。
作为全球第二大贸易国，许多主要经济体的第一大贸易伙伴，美国的贸易政策变化引发各国担忧，这很自然。
不过，谭主想分享一组数据。
美国与很多国家的双边贸易量，位居世界前列，比如：
美国-中国、美国-墨西哥、美国-加拿大、美国-德国。
这一轮关税冲击下，4月，中国、墨西哥、加拿大、德国对美国出口分别环比下降13.6%、12.7%、17.5%、15.9%。
这些波动看似剧烈，但对全球贸易总量的影响相对有限。
统计数据显示，4月，全球贸易总量环比仅下降1.4%。
算总数，4月，美国进口环比暴跌近20.0%。按此前美国占全球进口13%的比例计算，理论上应拖累全球贸易约2.6%，是实际降幅的近2倍。
这个差值，对国际贸易意义重大。
因为它打破了一项长期规律：
全球贸易波动与美国贸易波动的高度正相关性。
以进口数据为指标，过去十年，全球贸易的变化趋势与美国贸易的变化趋势基本同步。
然而，近期，这两条原本重合的曲线开始偏离：
从去年年末开始，美国的进口量出现大起大落，全球的进口量却变化相对平稳。
这样一个现象表明，美国政策对全球贸易的影响没有那么大。全球贸易体系正逐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，展现出更强的独立性和韧性。
长期数据，呈现着同样的结论。
近年来，全球货物贸易量基本保持增长。唯一明显下降出现在2020年，但这主要是受疫情影响。
2017年至2021年，特朗普入主白宫，美国转向贸易保护主义。然而，全球货物贸易量仍保持增长。
2021年至2025年，拜登延续了特朗普的部分政策，并加强在科技等领域的贸易封锁。即便如此，疫情后全球贸易依然复苏。
这表明，从某些层面来说，国际贸易体系已逐步适应并超越美国政策的影响。
这一轮关税冲击下，国际贸易走向与美国贸易走向进一步交错，使得这样的趋势更加凸显。
“生存与发展”新的增长如何酝酿？
那么，这种超越美国政策影响的力量，从何而来？
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：与美国直接相关的双边关系内部调整，和全球贸易体系的结构性变化。
过去一段时间，许多国家都在寻求贸易替代，来消除美国关税冲击的短期影响。
然而，这样的策略，代价是发展中国家的“向下竞争”，为了维持成本优势，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压低劳动力和资源价格。
长此以往，发展中国家容易陷入低水平经济循环，国际贸易也很难持续增长。
贸易替代的局限，反映了国际贸易结构性的问题——发展中国家的劣势地位。
数据显示，即使在最惠国待遇下，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出口面临平均近20%的进口关税，纺织品和服装平均面临6%的进口关税，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。这些高关税本就在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力。
没有美国加征的关税，其他关税和非关税壁垒（如技术标准）仍可能存在，持续削弱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地位。
贸易替代虽然可以在短期内缓解关税冲击，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样的结构性问题。
新的增长点，需要从新的贸易结构中去寻找。
国际贸易冲突是一个契机，这个过程，往往伴随着全球生产模式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。
当前，全球87%的贸易都发生在美国之外。2024年，亚洲、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的贸易增速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。
这些地区正在通过技术创新与战略投资，重塑生产模式。
其中，中东地区，特别值得拿出来说说。
中东地区是超越自己在国际贸易格局中原本的位置，找到新的增长点的典型代表。
传统上，中东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主要依赖于石油出口。近年来，中东国家正加速布局人工智能、清洁能源等新兴产业。
研究数据指出，按当前的发展，到2035年，这些投入将贡献中东地区GDP预计增长量的20.9%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些投入不仅推动了中东的经济发展，还在改变中东在国际贸易格局中的战略地位。
早些年，我们甚至很少将中东地区视为单独的一个贸易区，而是习惯于将世界划分为亚洲、欧洲和北美三大贸易区。
如今，情况截然不同。
新的产业，帮助中东成为了全球供应链重组的关键节点：
阿联酋通过哈利法港和杰贝阿里自由区的建设，成为了亚洲与欧洲之间的转运中心。
沙特通过吉赞和延布港项目，支持全球技术产品的供应链。
科威特通过改善商业环境和引入电子清关系统，提升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竞争力。
中东在全球贸易中的上升地位反映了全球经济权力平衡的转移，这对于上面所说的，发展中国家突破国际贸易的结构性桎梏，十分有意义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中东的转型，不是最近才有的，而是基于长期战略规划的主动变革。
如果将制造业发展规划作为评估战略规划能力的指标，会发现，阿联酋、沙特等中东国家的发展规划早在2016年，贸易保护主义刚刚抬头时，就已经推出。
如今，战略规划和适应能力同样重要。
谭主梳理了贸易量最靠前的发展中国家的规划，发现，多数国家都有这样的认识。中国自然不必多说，其他国家中：
亚太国家、中东国家的发展规划总体做得比较早。拉美国家这两年也跟上了。
时代的背景已经变了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层出不穷，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。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各国需要兼顾适应性与长期主义的规划，在全球经济中重塑自身地位。这种融合适应与远见的能力，是超越各种阻碍影响的力量来源。
“分化与连接”全球贸易重组的方向是什么？
新的国际贸易格局，正在这些力量推动下逐渐形成。
我们可以从全球主要贸易国的伙伴关系入手，通过贸易网络连接性的变化，观察全球贸易重组的方向。
谭主梳理了美国之外全球前五大贸易国——中国、德国、荷兰、日本、韩国的贸易伙伴关系变化。
将对比的坐标，设为今年与2016年（美国陷入贸易保护主义之前）：
上图中，标出了排名变化显著（排名变化大于3）的国家，分别用实线表示上升，虚线表示下降，不同颜色代表不同地区。
一眼看过去，增长的实线颜色不少，许多国家都在寻求新的贸易伙伴，而虚线显示，传统贸易伙伴的相对重要性在下降。国际贸易格局正在变得更加多元。
“多元”这个词，过去几年大家应该听得很多了。我不买你的东西，还有他的东西可以买，似乎这就叫“多元”。
但选谁，各国呈现出了不同的偏好，背后体现了“多元”理念的差异。
这种差异，会影响贸易网络的韧性和扩展性。
拿德国来说。
德国在上面几张图中非常突出，因为只有它的变化是单色的，这表明德国主要贸易伙伴的变化集中在欧洲内部。
谭主进一步梳理了美国的贸易伙伴关系变化，发现其也呈现出相似的特点：
美国贸易伙伴的变化，集中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国家和欧洲。
这表明，这些国家的变化基本都在它们各自所属的贸易集团内部，体现了其对地缘政治联盟的优先考虑。
过去几年，美欧老牌贸易大国以“贸易多元化”为由，欧洲实则抱守“欧洲中心主义”，美国实则推动“近岸外包”等策略。
现实证明，这种做法往往导致贸易网络的不确定性和收缩性增加。
比如，欧洲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了其在亚洲市场的竞争力。美国“近岸外包”因成本上升反而削弱了其供应链效率。
相比之下，中国、日本和韩国选择的伙伴覆盖了更多地区：
中国尤其突出。一方面，亚太国家逐渐在中国贸易伙伴中占据主导地位。中国前十大贸易伙伴中，一半以上是亚太国家，包括韩国、日本、越南、马来西亚、印尼和印度等。
另一方面，除了深化亚太区域经济合作，中国还与拉丁美洲、中东等地区的国家建立了更加紧密的联系。相关地区国家在中国贸易伙伴排名中的大幅上升。
日本和韩国也在深化亚太地区合作的同时，加强与欧洲、中东等地区的贸易联系。
这些实践，代表了“多元”的另一个方向：
多元化不仅仅是贸易伙伴变化，更是贸易网络的地域广度和合作深度的扩展。
相比于美欧的区域集中，跨区域多元有一个特点是，相关国家不仅参与生产环节，也参与高附加值环节（如研发、技术标准制定）。
区分二者，有一个简单的办法：是在创造价值，还是在瓜分利益？
拿中国与拉美地区的合作来说。
如图中所示，过去十年，拉美地区之于中国贸易地位的提升十分显著。
2024年，中国与拉美贸易额增长至2015年的2倍多。
这个数据背后，中国不仅有效分散了市场风险（这在中国寻求美国农产品进口替代中有所体现），通过参与拉美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、技术合作和产业投资，中国帮助拉美国家提升其经济附加值的同时，双方在价值链上的位置也在共同提升。
2025年，全球贸易格局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。美国关税政策的反复无常虽然制造了不确定性，但也促使全球贸易体系加速向真正多元的方向发展。
通过数据分析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尽管美国仍是全球贸易的重要参与者，但其影响力正在逐渐减弱。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，特别是亚洲、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，正成为全球贸易新的增长点。
在这一背景下，全球化并未成为绝唱，而是以新的形式重塑着国际贸易格局。
多元化的贸易合作以及国际关系关系的重构，都表明全球贸易体系正在适应新的挑战，并朝着更有韧性和包容性的方向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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